考研同济大学(考研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难吗)--考研资料网

考研同济大学，考研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难吗

2018年春，四川省宜宾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廖建麒，在陪同逯弘捷回乡期间，偶然发现了一块木匾。逯弘捷是李庄知名士绅罗南陔的后人，而这块木匾，则是1945年底迁至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今上海同济大学前身）赠予罗南陔的，感谢他的助学义举。

该匾匾文由国立同济大学时任校长、教育家徐诵明撰写，同济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祝元青书，因此被称为“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这背后，是一个围绕李庄文化抗战的故事……

2018年3月8日，见证宜宾李庄文化抗战的重要文物“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被发现，随后宜宾市博物院主动征集收藏。4月11日，宜宾市博物院与同济大学校史馆围绕该匾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联合召开学术座谈会，重温和凝聚了同济与宜宾李庄的深情厚谊。后经四川省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该匾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上的四枚印章张勇摄

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

该匾系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同济返沪前赠予罗南陔的。时任校长的徐诵明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人，同济第13任校长（1944-1946），也是李庄同济三任校长中的最后一任，同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复员”上海的。匾文落款刻有“轼游”，这正是徐诵明的“字”。

“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主要发现者廖建麒（左）和逯弘捷（右）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前合影

楷书匾文者祝元青时任同济高工校长，他字逊蓝，江西南昌人，1924年毕业于同济机械科，1942年起任同济高工主任（1945年起称校长），直到1949年离任。抗战全面爆发后，同济在宝山的校舍毁于日军战火，祝元青全家随同济西迁。

宜宾市档案馆藏祝元青1946年6月签发的同济大学附设高工毕业证书宜宾市档案馆供图

罗南陔是带头欢迎同济从昆明迁至李庄的当地知名人士之一。因为同济高工姗姗来迟，李庄镇上已无处安身，关键时刻，罗南陔“慨然以其祖集成公祠相假，且不受租金。”机缘巧合，时隔73年，定居北京的罗南陔外孙逯弘捷回乡祭祖时，让这块木匾又重见天日。

李庄镇附近的罗家祠堂，“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阚文咏提供

因为年代久远，该木匾已有局部破损，可辨认字有384个。文称：“今春，为便利工厂实习，暨与本大学密切联系计，筹议迁校，校长祝君逊蓝以该校历年节余暨增班一百六十余万，度地李庄镇之囗官山，兴建新舍……”由此可知，同济高工已于“今春”即1945年春迁到一个叫“囗官山”的地方了。

被当地张氏族人收养的罗南陔孙子、年过七旬的张铭旭说，李庄的确有个叫“官山”的地方，原来当地人称之为“棺材山”，就是埋棺材的乱坟山，后来才叫“官山”。4月2日，宜宾市博物院在披露相关信息时，表示“官山”前这处缺字应为“上”，同济高工新建校址就在“上官山”。张铭旭进而解释说，李庄镇在长江南岸，地势由低渐高，“官山”也因此分为“上官山”和“下官山”，靠近长江的叫“下官山”，地势渐高的远处就叫“上官山”，那里的确有不少同济建筑。

这也和同济校史中在官山建有部分校舍和教授住宅的记载相吻合。可以肯定，这块木匾是1945年12月同济高工迁往上官山时赠送给罗南陔的，但距同济最后“复员”上海尚有些时日。

1941年6月，罗南陔（前左一）出席李庄各界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

虽然同济通过“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较早地得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但徐诵明预料：同济在上海的校舍已毁于日军战火，偌大的同济系统要想在上海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绝非易事。此外，同济高工虽“行将复员沪滨”，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离开李庄。据翁智远、屠听泉著《同济大学史（1907-1949）》记载，直到1946年1月才开始有学生陆续离川，到1946年6月徐诵明才开始在上海履职，1946年12月才宣布开学。此时据1945年12月同济迁校委员会所说的“行将复员”，整整相隔一年。

为什么1945年已经借用罗家祠两年的同济高工，要离开罗家祠迁往上官山呢？有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战时内地农村，整个李庄罗氏家族成员不可能都赞同罗南陔将祖祠相假且“不受租金”的。所以，在1945年春之前，罗家祠租约或口头约定可能已到期，因此同济决定在上官山新建校舍。然而，罗南陔孙女罗铭丁（罗南陔六子罗季唐之女，1938-2021）则认为，上述推断不准确。她回忆，罗家祠表面上虽属整个罗氏家族，但实际上是祖父罗南陔在单独“奉养”。既是罗南陔在供养，那祠堂收不收同济租金都是他自己的事，与家族其他人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

罗南陔孙女罗铭丁及其女阚文咏2010年合影阚文咏提供

文史专家古春晓在《李庄秘境：弹道无痕》一文中认为，同济高工从“宇舍轩敞”的罗家祠迁往上官山，应和战时同济高工能够培养高素质准军事人才、其机械科毕业生70%以上到兵工厂工作有关。他认为，同济高工所在地罗家祠与同济工学院所在地李庄东岳庙一样，都是战时“兵工摇篮”，而同济高工校长祝元青本身就具有军界背景：他是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回到母校任工学院教授兼高工校长的。何况同济实习工厂也建在上官山，利于同济高工学生“实操”真枪真弹以及保密管理、安全防爆；而同济及同济高工如此布局，也是因为他们双双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战时军工教育重点学校，有贯彻落实1940年国民政府国防工业委员会会同教育部、财政部、兵工署等部门联合制定《训练技术人员计划大纲》之虑。

尽管具体细节不好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李庄知名人物，带头欢迎同济迁川的罗南陔和同济之间关系之密切，可谓非同寻常。此外，抗战全面爆发前，罗家甚至就已经走出数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外孙徐冬冬和李庄士绅罗南陔外孙逯弘捷在“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前合影

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章华明（左一）与罗南陔嫡孙张铭旭（前）一行到官山调研同济大学附设高工遗址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杨龙摄

有文史专家认为，这块木匾不仅仅是同济赠给罗南陔个人的，也是赠给以罗南陔为代表的当地整个罗氏家族的。按照中国内地农村的习俗，这块木匾被罗南陔接下后，应悬挂在罗家祠显著位置。作为李庄文化抗战研究和宣传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葛燎原表示，称该匾为“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不仅重点突出、简洁易记，也契合匾文中心思想；强调了同济和李庄之间的关系；既肯定了以罗南陔为代表的李庄整个罗氏家族乃至当地百姓，更彰显了民族大义，完美地体现了李庄接纳同济的初衷：“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

那么，李庄有没有其他类似这样的木匾未被发现？教授郭世佑表示，“同济从李庄顺江返校之前，校长徐诵明等可能对工学院驻地东岳庙、医学院所在地祖师殿等均留有类似的文字。”郭世佑认为，正因为“同济大学李庄徐祝罗匾”是和“同济高工从罗家祠迁往上官山”这个特定的背景紧密关联的，而已有李庄同济史的相关研究表明医学院、工学院等在李庄期间院址未发生变更，所以类似的木匾在李庄也有可能只是个别的。何况，作为对李庄的整体答谢，1946年4月，同济在校本部禹王宫曾专门组织过一场隆重的离川公演。既然如此，这块木匾的价值就更加凸显了。